胡星斗：人治社会的止痛剂

社会大师

胡星斗：人治社会的止痛剂
作者：胡星斗

导读：
　　中国文化是儒道互补、入世出世互补的两面文化，道家作为补结构，拯救了失望于儒家人治理想的一大批知识分子。如果说儒家是主张有序的现实主义，那么道家就是主张无序的理想主义。

全文约2518字，预计阅读需要6分钟。
正文：

中国文化是儒道互补、入世出世互补的两面文化，道家作为补结构，拯救了失望于儒家人治理想的一大批知识分子。如果说儒家是主张有序的现实主义，那么道家就是主张无序的理想主义。“天下有道则见，无道则隐”，“天地闭，贤人隐”，其中“隐”就是道家所走的道路。中国知识分子面对暴政只是如此地选择一个“隐”字，而不是尝试改变政体、限制权力。
隐逸哲学的最完善表达者是庄子。庄子虽然在年轻时做过小官，但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以隐居自娱。他生活很苦，编过草席，卖过草鞋，经常靠借粟糊口，即使是在见魏王时也是穿着补丁打补丁的衣服。可是他不愿做官，声称：我宁愿游戏于草泽之中自快，不像有国者身不自由，终身不做官，以快我心！庄子有个好朋友叫惠施，惠施也是当时著名的哲学家，他做了梁惠王的宰相，因为庄子贤明的名声在外，所以社会上有庄子欲取而代之做宰相的传闻。惠施询问此事，庄子说：你好比猫头鹰拾得一只臭烂的死老鼠，见神鸟飞过，以为要夺你的腐肉，便仰头叫嚣不停。一番话说得惠施无地自容。还有一次，魏王送给惠施一只大葫芦，大而无用，惠子正为此苦恼，可庄子劝他将葫芦系在身上，到江湖中漂浮归隐而去。
庄子为什么要抛弃唾手可得的荣华富贵，而追求不食人间烟火的理想生涯呢？这要从当时的时代背景来考察。
春秋战国时期正是我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大转变的阶段，传统的价值观念正分崩离析，政治斗争异常残酷激烈，各种社会丑恶现象肆虐猖獗，诸侯混战，尸横遍野，就象庄子所写的：今世死于非命者相互枕籍，被吊死者排列成行，被杀戮者延颈相望！而且，“真理”为掌权者所垄断：偷窃小钩者被诛杀，窃国大盗却为诸侯，而“诸侯之门仁义存焉”。所以，那是个“仁义是非之涂，樊然淆乱”，“无耻者富，多信（不讲信用）者显”的罪恶社会。现实的一切只能引起庄子精神上的痛苦，他感叹：人之生，与忧俱生；生为累赘，死为卸下包袱……。而且，庄子对生命有一种天生的忧愁感，他说：大地“载我以形，劳我以生，佚我以老，息我以死”。正是这种对社会、对生命的深入思考，促使庄子认定了一条“独与天地精神往来”的绝对精神自由的生活之路。因为只有这样，才能回避暴政，获得人生在世的“真正”幸福。
如何才能获得绝对的精神自由呢？庄子认为，一要取消外在物质对人的束缚，二要摆脱自我的困扰，即破除“有己”。庄子指出：至人能忘却自己，神人不追求功利，圣人不需要名声（“至人无己，神人无功，圣人无名”），也就是说，最崇高的人不感到自己的存在，个人已经融入冥冥之中；不希望建功立业，不执着于目标，没有任何作为，更不希罕物质利益；对毁誉能泰然处之––––––“举世非之而不加沮（不感到沮丧）”，这样的人精神上完全是轻松裕如、自由自在的。庄子写道：心灵手巧者劳累终生，聪明智慧者忧虑无尽，既不劳心也不劳力者安静闲适，只是饱食去遨游，有如飘荡之舟（“巧者劳而智者忧，无能者无所求，饱食而遨游，泛若不系之舟”），这是多么潇洒自在（对专制暴政视而不见）、多么令人向往的（自欺欺人的）“神仙”生活！庄子还具体地描述了这种人的精神状态，他们睡觉不做梦，醒来无忧虑，走路不辨方向，生存不知目的，活着不感到庆幸，死去也无所谓（“生而不悦，死而不祸”）。因此，庄子对待死极其平静：他的夫人死了，他拿起脸盆跳舞唱歌；庄子本人病危，弟子们表示将厚葬老师，庄子拒绝道：天地是我的棺材墓穴，日月星辰及万物都是随葬的珠宝，难道这还不够吗？弟子劝道：就怕老鹰吃你的肉。庄子答道：在上被老鹰所食，在下被蚂蚁所食，不是一样吗！可见，庄子主张无葬，认为生与死没有什么区别，所以，也用不着特别对待死亡。
既然生与死没有区别，既然我们已经在生，那么对死的恐惧和对死的探讨都成为多余，因此，中国文化没有对神灵世界、未知世界的兴趣。这样，宗教和现代科学在中国都发展不起来。
庄子反对生命被外在物质所牵累，反对人的本性被文化和文明所扭曲，主张保持生命的纯朴、人性的真实。他看到了人类文明的弊端，指出：天下之人都以外在物质改变自己的本性，小人死于利，知识分子则死于名；丈夫以死殉家，圣人则以死殉天下。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同，但都是伤残本性！庄子还说：人被外物奴役，心被身体驱使，终生奔波而不见成绩，疲惫劳累而不知目的，实在悲哀！可见，庄子否定人类一切形式的生产、劳动和献身的必要性，只关注“保身”、“养亲”（保养性命）、“尽年”（享尽天年），这似乎太贵族化和自私了一点。他甚至说，伯夷不食周粟，情愿饿死于首阳山，为的是名；盗跖聚众率兵，死于东陵，为的是利；二人所死不同，但都戕害了生命，伤及了人性，所以他们并没有好坏之分。重要的是，按照–––––––做好事别做出了名，做坏事别触犯刑律，沿窍门找缝隙而生存的原则来保全性命。从上可知，庄子有一种混淆善恶、泯灭事物一切差别的相对主义和不讲原则的思想，其过早的反异化、反物化也使得中国的科技、经济的发展步履维艰。
庄子还认为，大与小、长与短、美与丑、是与非、有与无、此与彼、生与死等概念从宇宙的高度来看都是等同的，“万物皆一”。他说：天地就只一种元素，万物不外乎一马（这是针对当时名家提出的“白马非马”而说的）；又说：呼我为马则为马，呼我为牛则为牛！一切界限、标准、度量都是人为的，没有绝对的东西。万物在你看它为大时则大，看它为小时则小，看它为有时则有，看它为无时则无，看它为是时则是，看它为非时则非，没有原则性的区别。庄子打比方说，泰山也可以被看作小，因为还有比它大亿万倍的东西；鸿毛之末也可以被看作大，因为还有小得多的东西。庄子把一切事物“质的规定性”的区别都看作是庸人自扰，所以他说：此即彼，彼即此，此亦一是非，彼亦一是非；生即死，死即生；寿命的长短也是相对的，据说彭祖活了800岁，可他与灵龟、椿树相比不也属短寿吗？
可见，一个人如果能够消除心中多与少、生与死、是与非以及我与外物之间的界限（恐怕还应加上消除民主与专制、人道与兽道的界限），那么他就能够保证自己绝对的（自欺欺人的）“幸福”，成为精神解脱与自由的“至人”、“神人”、“圣人”。
这就是庄子的哲学，它是一副人治社会的止痛剂。（完）


（本文写作于上世纪九十年代，属于“中国问题学”人物批判系列之一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