胡星斗：在自然适意中逃避

社会大师

胡星斗：在自然适意中逃避
作者：胡星斗

导读：
在现代，中国禅宗流入欧美，对西方现代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，存在主义、实用主义、意志主义、人本主义以及精神分析等流派都与禅学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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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文：

中国禅宗是庄子思想与佛教外形结合的产物，它名为宗教但实非宗教，它既是哲学，又是生活艺术。在现代，中国禅宗流入欧美，对西方现代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，存在主义、实用主义、意志主义、人本主义以及精神分析等流派都与禅学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如禅与意志主义都反传统、重感性；禅与存在主义都崇尚个性，追求自由，反对异化，重视自我觉悟和无声的行动，都是人道主义哲学；禅与实用主义都注重生活、现实，都相信真理的多元性；禅与现象学都推崇直觉、现象和存而不论；禅与语言哲学都主张反概念、无言、语言游戏；禅与精神分析都重视无意识的突现，使精神轻松、自由；禅与后结构主义都主张消融语言结构，批判概念和分别意识；禅与达达主义都推崇放荡不羁，自由自在，和反传统的艺术；禅与人本主义都强调发挥人的潜能，实现自我……。
那么，禅宗是如何发展而来的？
禅的由来要从“灵山说法”说起。传说，佛祖释迦牟尼一次在灵山讲解佛法时，突然手拿鲜花，缄口不语，众僧感到莫名其妙，只有十大弟子之首的摩诃迦叶会心地微笑。佛祖感到迦叶灵性已通，便把自己的以心传心的禅宗密法传给了他。于是，迦叶便是印度禅宗的始祖。这个故事叫“世尊拈花，迦叶微笑”。至于迦叶理解到什么，微笑什么，我们不得而知。因为禅本身就主张个人体验，人人可有不同的感受和理解。再说，禅强调无言，认为真理是说不清楚的，主要靠悟性的“意会”而不可言传，说得清楚的那就不是禅了。若非得说说迦叶微笑的道理，大概他体会到人生如花，荣枯只在转瞬之间，不如嫣然一笑，超脱生死，得以自由。
禅在印度传到第28代的掌门人是菩提达摩，他有感于印度本土佛教的衰弱，便东渡到了中国传教，最后在少林寺面壁九年，连小鸟在肩上筑巢都不知道。有个中国的和尚名叫神光，他矢志追随达摩，但屡遭拒绝，最后砍断自己的胳膊，跪在大雪纷飞的门外。达摩终于感动了，收他为弟子，改名慧可。慧可就是中国禅宗的二祖。传到第五代，掌门人是弘忍。他为考察弟子，让大家写偈子，大弟子神秀按照外物实有、人心本秽、勤修悟道的印度禅宗思想写道：
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 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。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 时时勤拂拭，莫使有尘埃。

当时，寺院中有一个担水劈柴干杂务的小和尚，名叫慧能，写了一首偈子反驳道：
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 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。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 佛性常清净，何处有尘埃。

这首偈子变“外物实有”为“四大皆空”，变印度的悲观主义、渐修主义为中国的乐观主义、顿悟主义，因而导致了佛教史上的一场革命，慧能也成了中国禅宗的真正始祖。自此，禅宗在中国大地上枝繁叶茂，被一千年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捧为圭臬，融入灵魂，不仅成为中国人思想的一部分，而且成为生活的一部分。
一首偈子，何以产生如此大的影响？原来，印度禅宗认为，人的本性是污秽的，人生是痛苦的，人们眼贪好色，耳耽妙声，鼻爱名香，舌嗜上味，身触细滑，贪图金钱，爱好名望，希求安逸，这些都是痛苦的根源。必须通过戒、定、慧三个步骤逐渐达到绝对的幸福，最后成为无需语言而能进行心理交流的“佛”。可中国人的思想与印度人的不一样，他们认为，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，而“食色，性也（是人的本性）”，无可指责！根据中国人的这一观念，慧能提出：既然人心清净，那么只要拨去人们认识上的迷雾，清除主观的障碍，直指本心，就可立刻成佛。这样，就用不着修戒、定、慧三学，用不着苦行，用不着研读经典，只要念头一转，保持自然适意的乐观轻松状态，佛便在心中。
于是在中国，禅宗成为回避专制，对抗儒法，挣脱桎梏，反对异化，呼唤真实人性的人道主义哲学。它使我们啜饮生命的源泉，使人类从这个世界的束缚中解脱出来。它倡导自然适意、轻松自如的一种生活方式，“饥来吃饭，困来即眠”，“要行即行，要坐即坐”，丝毫不要克制自己的内心欲望。唐伯虎就自称：“饥来吃饭困来眠……世上闲人地上仙”。对中国人来说，哪有什么西方式的“to be or not to be”(Hamlet)的迷茫和对人生的质问，有的只是沉湎于生活，在生活中创造意境，调节心态，在暴政人治的环境中“享受”人生。
禅宗的基础是三无原理：无相原理–––––消灭万物差异。认为万物原本来自“道”，没有不同的性相，只是我们的知觉创造了五光十色的世界。禅就是要让生命和万物最终又融入“道”；例如，未参禅时见山是山，见水是水，这是从常人的分别心去看的；参禅后见山不是山，见水不是水，山水合一了；禅悟后见山还是山，见水还是水，不过，这时的山水都是有生命的山水了，融入了主观情感的山水了，生命与山水合一了。无记原理––––––消除矛盾对立。不存在正误、善恶、灵肉的隔阂，它们是不可分割的一体，如“湖中映月”，湖与月皆不能缺。无念原理––––––去除概念思维。反对理性逻辑，抽象分析，崇拜知觉、感性，凭感觉决定行为，为所欲为。
从这三无原理来看，中国人不仅是主观主义者，否定客观存在，还是感觉主义者，具有强烈的非理性的一面；这些都不适合于科学的发展，但有助于将生活艺术化，有助于艺术、哲学的发展。
禅学始终是作为儒家的对立面和互补面而出现的。唐人豪放、外向，轻视儒家，如李白“黄金白璧买歌笑，一醉累月轻王侯”，杜甫“儒术于我何用哉，孔丘盗趾俱尘埃”，此时，禅学初奠；宋人愁怨、内倾，理学盛行，向往精神自由的鸵鸟式禅风亦大盛；至明时，中华专制政治达到顶点，禅宗也形成“狂禅”之风，有的寺院因成为疯人院而被解散。李贽作为两大教主之一，倡导个性、童心、功利，主张“穿衣吃饭，即是人伦物理”，可以说，到明朝末年，反儒家专制之风日盛。汤显祖反对天理，主张人欲，歌颂“情”，提倡爱情至上，“生者可以死，死者可以生”；唐寅假装疯癫，放浪形骸，厌恶功名，这些都与儒家传统背道而驰。此时，禅师们呵佛骂祖，否定一切，只崇拜自己，语言上不合逻辑，胡说八道，行为上放荡不羁，为所欲为，甚至禅寺周围布满了妓院！这充分表现出中国人的世俗享乐主义思想，实际上，禅宗已经没有了宗教的束缚教条了，成为人们满足人欲的工具了。这种狂禅之风也影响到中国艺术，艺术家们如郑燮、王冕、朱耷、曹雪芹融主观精神于外物，崇尚个性，尽画些竹、梅、鸟、石，表现出孤傲的气质和天人合一的精神。可以说，中国古代专制愈盛，禅风愈烈，似乎禅宗就是为了反抗窒息人的专制统治而产生的，或者说，使人精神解脱的禅宗正成为专制政治得以发展和延续的条件，专制几千年不倒也有禅宗的“功劳”。难怪马克思说宗教是精神鸦片。
西方文化有两大来源，一是希伯莱的基督教，二是古希腊文化。前者神人分离、人与世界分离的思想，后者灵肉分离、感性理性分离、人与自然分离的思想，共同形成了西方的二元论：主体与客体、本体与现象、现实与理想、自己与他人、人类与自然的分裂，由此而发展起西方的近现代文明：主观主义，客观主义，现实主义，理想主义，民主法治，科学技术……。而中国人与此不同，他们取消一切矛盾对立，主张一元论（或称整体思维、混沌思维）：天人合一，齐万物，齐生死，混淆感性理性、本体现象、灵与肉，由此他们感到洞察到了事物的本来面目，恢复了生命原始的活力，所以，觉得轻松喜悦。他们认为，没有必要到现实生活之外去寻找解脱之道，只在吃饭穿衣等世俗之中便能获得自由。禅理就在生活之中，离开了生活便没有禅！有个叫杨绂的人离别双亲，到四川拜访无际菩萨，大师告诉他应去拜访家中的反穿鞋子披着毯子的人。他回到家，深夜叩门，母亲高兴急迫中反穿鞋子披着毯子来开门。杨大悟禅理：佛即在家中，日常伦理即见佛心。
禅不仅主张返璞归真，回归现实，还关心人的自我觉悟，要求悟禅者自求、自证、自明，以顿悟或直觉的方式进入禅境。如此，虽然是在做平常的事，但禅师比常人心灵更加澄明，感觉更加真实，分明觉得自己是在与万物交流。可是，我们又无法说明到底什么是禅境，因为禅主张自信、自靠、不外依，只强调个人体验，不同的人对同一的事物可能有迥然不同的体验，所以，百人有百禅。在这里，一切偶像被摧毁了，佛不再令人膜拜，个人的尊严受到尊重。
禅宗还认为，不应自囿于人类的逻辑和语言的陷阱，而应让心灵处于放任状态，让潜意识随时突发出来。这样，禅的语言通常是答非所问，看似矛盾百出的，但这正是禅所需要的，因为禅就是要将人的精神自由化。一个和尚问赵州禅师：“万法归一，一归何处？”赵州回答道：“我在青州时，做了一件七斤重的布衫”，这样的回答可谓是牛头不对马嘴，但它的确排除了逻辑思维，突出了人的瞬间无意识。
而且，禅的语言有时是游戏式的。据说，云门大师参了六年赵州“无”字公案，一日忽悟，作偈曰：
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 无！无！无！无！无！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 无！无！无！无！无！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 无！无！无！无！无！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 无！无！无！无！无！

赵州与弟子文远胡说八道，把自己贬得很低：“我是驴”，“我是驴的屁股”，“我是驴的粪”，“我是粪中的虫子”，“你在粪中作甚？”“我在粪中度假”。
善慧禅诗曰：
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 空手把锄头，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 步行骑水牛，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 人在桥上过，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 桥流水不流。

这些类似于语言游戏的东西说明了什么？说明不要拘泥于语言，不要执着于外在形式，而要使自己的身心彻底解放，将人的潜能、活力、非理性爆发出来，打破时空界限，去除分别意识，顿悟解脱，成为自由自在、回归本性的人！这就是禅宗。
西方文化一直是理性主义占上风，直到康德才怀疑理性的无限作用；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从物理学、哥德尔的不完备原理从数学角度又指出了人类理性的限制；海德格尔第一个结束了西方天人相分的传统。印度人是神秘主义者，重视超自然力，以神秘奇迹来解释反常的事物；瑜伽则鼓吹挣脱自然束缚，达到奇境。中国人与上不同，否定理性，不喜欢抽象论证，也不太相信奇迹，而更重视非理性的顿悟、直觉、体验和感性，重视生机勃勃的自然和生活。弟子问：“心是什么？”师傅答：“心！”又问：“佛是谁？”师傅手指佛像，没有任何解释和论证。佛禅即是如此，主张越过理性而达到真实存在，要吃即吃，要睡即睡，不关心抽象的分析，只看重个人的感觉和具体的生活，像弗洛姆所说，禅是古代的人道主义、非理性主义、自由主义。
不过，禅宗也有追求智慧的理性的一面。有个公案说，和尚们追猫，南泉禅师抓住了，他说，谁能讲一句合乎佛理的话，我就把猫放了，否则，就斩掉。和尚们缄默不语，结果，猫被斩。晚上，赵州从稔回来后听说此事，将草鞋放在头顶走出，南泉说，当时你要是在场就好了，猫就得救了。这里，赵州意即本末倒置，变杀口为活口。这就是禅追求智慧的一面。曹洞宗创始人洞山良价悟出通感：如果单纯用眼睛去看，耳朵去听，鼻子去闻，所得并不真实，要眼如耳，耳如鼻，鼻如口，内外如一，骨肉交融，心形释然，那么，就能得到最高的智慧，此时见嫩芽看到了生命，见落叶知道树要休息。云门宗创始人云门文偃有“一字关”：弟子问什么是正法眼？云门答“普！”什么是云门宗教义？“亲！”杀父母向佛忏悔，杀佛祖向谁忏悔？“露！”什么是道？“去！”先师默然处，如何上碑？“师！”这一字关全靠学生自主参破，是一种超级理性！如云门三句云：涵盖乾坤，截断众流，随波逐浪，意思是说，真理无所不在，要自主自立，与俗相处，这就是中国人的理性（如老子的跳跃的理性）。
    总之，中国人否定差异、矛盾，排斥逻辑思维，追求断续的理性思维。这些很不利于科学的萌芽、发育。而且，禅宗如同庄子之学，认为真理、正义、善等同于错误、邪僻、恶，助长了国人的是非感衰弱的倾向。这样，中国人心安理得与世浮沉，成为我们的社会丑恶公行的原因之一。
中国禅宗在于精神内敛，达到内心平衡，这与国民性是一致的。中国人性格内向，强调内圣、修养；而且，中国社会斗争异常激烈，困扰中国人的不是自然界的现象，而是人间的风云变幻，以及心灵的挫折失衡，所以，禅宗将人拉回内心，寻求阿Q式的精神解脱：遇到不幸时，想着是妄念；面对暴政，想着去隐逸；遭遇危险、被狼群追逐时，心中只念道：“可怕的狼群根本不存在！”如此象乌龟、鸵鸟藏其头，足见国人逃避型性格的可笑，禅宗即强化了这一国民性。（完）

（本文写作于上世纪九十年代，属于“中国问题学”系列之一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