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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星斗:在自然适意中逃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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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22-4-16 13:31:54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胡星斗:在自然适意中逃避
作者:胡星斗

导读:
在现代,中国禅宗流入欧美,对西方现代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,存在主义、实用主义、意志主义、人本主义以及精神分析等流派都与禅学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全文约4785字,预计阅读需要8分钟。
正文:

中国禅宗是庄子思想与佛教外形结合的产物,它名为宗教但实非宗教,它既是哲学,又是生活艺术。在现代,中国禅宗流入欧美,对西方现代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,存在主义、实用主义、意志主义、人本主义以及精神分析等流派都与禅学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如禅与意志主义都反传统、重感性;禅与存在主义都崇尚个性,追求自由,反对异化,重视自我觉悟和无声的行动,都是人道主义哲学;禅与实用主义都注重生活、现实,都相信真理的多元性;禅与现象学都推崇直觉、现象和存而不论;禅与语言哲学都主张反概念、无言、语言游戏;禅与精神分析都重视无意识的突现,使精神轻松、自由;禅与后结构主义都主张消融语言结构,批判概念和分别意识;禅与达达主义都推崇放荡不羁,自由自在,和反传统的艺术;禅与人本主义都强调发挥人的潜能,实现自我……。
那么,禅宗是如何发展而来的?
禅的由来要从“灵山说法”说起。传说,佛祖释迦牟尼一次在灵山讲解佛法时,突然手拿鲜花,缄口不语,众僧感到莫名其妙,只有十大弟子之首的摩诃迦叶会心地微笑。佛祖感到迦叶灵性已通,便把自己的以心传心的禅宗密法传给了他。于是,迦叶便是印度禅宗的始祖。这个故事叫“世尊拈花,迦叶微笑”。至于迦叶理解到什么,微笑什么,我们不得而知。因为禅本身就主张个人体验,人人可有不同的感受和理解。再说,禅强调无言,认为真理是说不清楚的,主要靠悟性的“意会”而不可言传,说得清楚的那就不是禅了。若非得说说迦叶微笑的道理,大概他体会到人生如花,荣枯只在转瞬之间,不如嫣然一笑,超脱生死,得以自由。
禅在印度传到第28代的掌门人是菩提达摩,他有感于印度本土佛教的衰弱,便东渡到了中国传教,最后在少林寺面壁九年,连小鸟在肩上筑巢都不知道。有个中国的和尚名叫神光,他矢志追随达摩,但屡遭拒绝,最后砍断自己的胳膊,跪在大雪纷飞的门外。达摩终于感动了,收他为弟子,改名慧可。慧可就是中国禅宗的二祖。传到第五代,掌门人是弘忍。他为考察弟子,让大家写偈子,大弟子神秀按照外物实有、人心本秽、勤修悟道的印度禅宗思想写道:
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 身是菩提树,心如明镜台。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 时时勤拂拭,莫使有尘埃。

当时,寺院中有一个担水劈柴干杂务的小和尚,名叫慧能,写了一首偈子反驳道:
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 菩提本无树,明镜亦非台。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 佛性常清净,何处有尘埃。

这首偈子变“外物实有”为“四大皆空”,变印度的悲观主义、渐修主义为中国的乐观主义、顿悟主义,因而导致了佛教史上的一场革命,慧能也成了中国禅宗的真正始祖。自此,禅宗在中国大地上枝繁叶茂,被一千年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捧为圭臬,融入灵魂,不仅成为中国人思想的一部分,而且成为生活的一部分。
一首偈子,何以产生如此大的影响?原来,印度禅宗认为,人的本性是污秽的,人生是痛苦的,人们眼贪好色,耳耽妙声,鼻爱名香,舌嗜上味,身触细滑,贪图金钱,爱好名望,希求安逸,这些都是痛苦的根源。必须通过戒、定、慧三个步骤逐渐达到绝对的幸福,最后成为无需语言而能进行心理交流的“佛”。可中国人的思想与印度人的不一样,他们认为,“人之初,性本善”,而“食色,性也(是人的本性)”,无可指责!根据中国人的这一观念,慧能提出:既然人心清净,那么只要拨去人们认识上的迷雾,清除主观的障碍,直指本心,就可立刻成佛。这样,就用不着修戒、定、慧三学,用不着苦行,用不着研读经典,只要念头一转,保持自然适意的乐观轻松状态,佛便在心中。
于是在中国,禅宗成为回避专制,对抗儒法,挣脱桎梏,反对异化,呼唤真实人性的人道主义哲学。它使我们啜饮生命的源泉,使人类从这个世界的束缚中解脱出来。它倡导自然适意、轻松自如的一种生活方式,“饥来吃饭,困来即眠”,“要行即行,要坐即坐”,丝毫不要克制自己的内心欲望。唐伯虎就自称:“饥来吃饭困来眠……世上闲人地上仙”。对中国人来说,哪有什么西方式的“to be or not to be”(Hamlet)的迷茫和对人生的质问,有的只是沉湎于生活,在生活中创造意境,调节心态,在暴政人治的环境中“享受”人生。
禅宗的基础是三无原理:无相原理–––––消灭万物差异。认为万物原本来自“道”,没有不同的性相,只是我们的知觉创造了五光十色的世界。禅就是要让生命和万物最终又融入“道”;例如,未参禅时见山是山,见水是水,这是从常人的分别心去看的;参禅后见山不是山,见水不是水,山水合一了;禅悟后见山还是山,见水还是水,不过,这时的山水都是有生命的山水了,融入了主观情感的山水了,生命与山水合一了。无记原理––––––消除矛盾对立。不存在正误、善恶、灵肉的隔阂,它们是不可分割的一体,如“湖中映月”,湖与月皆不能缺。无念原理––––––去除概念思维。反对理性逻辑,抽象分析,崇拜知觉、感性,凭感觉决定行为,为所欲为。
从这三无原理来看,中国人不仅是主观主义者,否定客观存在,还是感觉主义者,具有强烈的非理性的一面;这些都不适合于科学的发展,但有助于将生活艺术化,有助于艺术、哲学的发展。
禅学始终是作为儒家的对立面和互补面而出现的。唐人豪放、外向,轻视儒家,如李白“黄金白璧买歌笑,一醉累月轻王侯”,杜甫“儒术于我何用哉,孔丘盗趾俱尘埃”,此时,禅学初奠;宋人愁怨、内倾,理学盛行,向往精神自由的鸵鸟式禅风亦大盛;至明时,中华专制政治达到顶点,禅宗也形成“狂禅”之风,有的寺院因成为疯人院而被解散。李贽作为两大教主之一,倡导个性、童心、功利,主张“穿衣吃饭,即是人伦物理”,可以说,到明朝末年,反儒家专制之风日盛。汤显祖反对天理,主张人欲,歌颂“情”,提倡爱情至上,“生者可以死,死者可以生”;唐寅假装疯癫,放浪形骸,厌恶功名,这些都与儒家传统背道而驰。此时,禅师们呵佛骂祖,否定一切,只崇拜自己,语言上不合逻辑,胡说八道,行为上放荡不羁,为所欲为,甚至禅寺周围布满了妓院!这充分表现出中国人的世俗享乐主义思想,实际上,禅宗已经没有了宗教的束缚教条了,成为人们满足人欲的工具了。这种狂禅之风也影响到中国艺术,艺术家们如郑燮、王冕、朱耷、曹雪芹融主观精神于外物,崇尚个性,尽画些竹、梅、鸟、石,表现出孤傲的气质和天人合一的精神。可以说,中国古代专制愈盛,禅风愈烈,似乎禅宗就是为了反抗窒息人的专制统治而产生的,或者说,使人精神解脱的禅宗正成为专制政治得以发展和延续的条件,专制几千年不倒也有禅宗的“功劳”。难怪马克思说宗教是精神鸦片。
西方文化有两大来源,一是希伯莱的基督教,二是古希腊文化。前者神人分离、人与世界分离的思想,后者灵肉分离、感性理性分离、人与自然分离的思想,共同形成了西方的二元论:主体与客体、本体与现象、现实与理想、自己与他人、人类与自然的分裂,由此而发展起西方的近现代文明:主观主义,客观主义,现实主义,理想主义,民主法治,科学技术……。而中国人与此不同,他们取消一切矛盾对立,主张一元论(或称整体思维、混沌思维):天人合一,齐万物,齐生死,混淆感性理性、本体现象、灵与肉,由此他们感到洞察到了事物的本来面目,恢复了生命原始的活力,所以,觉得轻松喜悦。他们认为,没有必要到现实生活之外去寻找解脱之道,只在吃饭穿衣等世俗之中便能获得自由。禅理就在生活之中,离开了生活便没有禅!有个叫杨绂的人离别双亲,到四川拜访无际菩萨,大师告诉他应去拜访家中的反穿鞋子披着毯子的人。他回到家,深夜叩门,母亲高兴急迫中反穿鞋子披着毯子来开门。杨大悟禅理:佛即在家中,日常伦理即见佛心。
禅不仅主张返璞归真,回归现实,还关心人的自我觉悟,要求悟禅者自求、自证、自明,以顿悟或直觉的方式进入禅境。如此,虽然是在做平常的事,但禅师比常人心灵更加澄明,感觉更加真实,分明觉得自己是在与万物交流。可是,我们又无法说明到底什么是禅境,因为禅主张自信、自靠、不外依,只强调个人体验,不同的人对同一的事物可能有迥然不同的体验,所以,百人有百禅。在这里,一切偶像被摧毁了,佛不再令人膜拜,个人的尊严受到尊重。
禅宗还认为,不应自囿于人类的逻辑和语言的陷阱,而应让心灵处于放任状态,让潜意识随时突发出来。这样,禅的语言通常是答非所问,看似矛盾百出的,但这正是禅所需要的,因为禅就是要将人的精神自由化。一个和尚问赵州禅师:“万法归一,一归何处?”赵州回答道:“我在青州时,做了一件七斤重的布衫”,这样的回答可谓是牛头不对马嘴,但它的确排除了逻辑思维,突出了人的瞬间无意识。
而且,禅的语言有时是游戏式的。据说,云门大师参了六年赵州“无”字公案,一日忽悟,作偈曰:
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 无!无!无!无!无!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 无!无!无!无!无!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 无!无!无!无!无!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 无!无!无!无!无!

赵州与弟子文远胡说八道,把自己贬得很低:“我是驴”,“我是驴的屁股”,“我是驴的粪”,“我是粪中的虫子”,“你在粪中作甚?”“我在粪中度假”。
善慧禅诗曰:
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 空手把锄头,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 步行骑水牛,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 人在桥上过,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 桥流水不流。

这些类似于语言游戏的东西说明了什么?说明不要拘泥于语言,不要执着于外在形式,而要使自己的身心彻底解放,将人的潜能、活力、非理性爆发出来,打破时空界限,去除分别意识,顿悟解脱,成为自由自在、回归本性的人!这就是禅宗。
西方文化一直是理性主义占上风,直到康德才怀疑理性的无限作用;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从物理学、哥德尔的不完备原理从数学角度又指出了人类理性的限制;海德格尔第一个结束了西方天人相分的传统。印度人是神秘主义者,重视超自然力,以神秘奇迹来解释反常的事物;瑜伽则鼓吹挣脱自然束缚,达到奇境。中国人与上不同,否定理性,不喜欢抽象论证,也不太相信奇迹,而更重视非理性的顿悟、直觉、体验和感性,重视生机勃勃的自然和生活。弟子问:“心是什么?”师傅答:“心!”又问:“佛是谁?”师傅手指佛像,没有任何解释和论证。佛禅即是如此,主张越过理性而达到真实存在,要吃即吃,要睡即睡,不关心抽象的分析,只看重个人的感觉和具体的生活,像弗洛姆所说,禅是古代的人道主义、非理性主义、自由主义。
不过,禅宗也有追求智慧的理性的一面。有个公案说,和尚们追猫,南泉禅师抓住了,他说,谁能讲一句合乎佛理的话,我就把猫放了,否则,就斩掉。和尚们缄默不语,结果,猫被斩。晚上,赵州从稔回来后听说此事,将草鞋放在头顶走出,南泉说,当时你要是在场就好了,猫就得救了。这里,赵州意即本末倒置,变杀口为活口。这就是禅追求智慧的一面。曹洞宗创始人洞山良价悟出通感:如果单纯用眼睛去看,耳朵去听,鼻子去闻,所得并不真实,要眼如耳,耳如鼻,鼻如口,内外如一,骨肉交融,心形释然,那么,就能得到最高的智慧,此时见嫩芽看到了生命,见落叶知道树要休息。云门宗创始人云门文偃有“一字关”:弟子问什么是正法眼?云门答“普!”什么是云门宗教义?“亲!”杀父母向佛忏悔,杀佛祖向谁忏悔?“露!”什么是道?“去!”先师默然处,如何上碑?“师!”这一字关全靠学生自主参破,是一种超级理性!如云门三句云:涵盖乾坤,截断众流,随波逐浪,意思是说,真理无所不在,要自主自立,与俗相处,这就是中国人的理性(如老子的跳跃的理性)。
    总之,中国人否定差异、矛盾,排斥逻辑思维,追求断续的理性思维。这些很不利于科学的萌芽、发育。而且,禅宗如同庄子之学,认为真理、正义、善等同于错误、邪僻、恶,助长了国人的是非感衰弱的倾向。这样,中国人心安理得与世浮沉,成为我们的社会丑恶公行的原因之一。
中国禅宗在于精神内敛,达到内心平衡,这与国民性是一致的。中国人性格内向,强调内圣、修养;而且,中国社会斗争异常激烈,困扰中国人的不是自然界的现象,而是人间的风云变幻,以及心灵的挫折失衡,所以,禅宗将人拉回内心,寻求阿Q式的精神解脱:遇到不幸时,想着是妄念;面对暴政,想着去隐逸;遭遇危险、被狼群追逐时,心中只念道:“可怕的狼群根本不存在!”如此象乌龟、鸵鸟藏其头,足见国人逃避型性格的可笑,禅宗即强化了这一国民性。(完)

(本文写作于上世纪九十年代,属于“中国问题学”系列之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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